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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必须打好三张牌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姜长云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加快安徽发展是一件大好事。近三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虑，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仍然取得骄人业绩，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已经用事实初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仍然只能说“开局良好”，要使其更好地惠及安徽长江流域3000多万人口，关键还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件好事做实。为此，必须切实打好三张牌：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培育产业发展的本土根植性、发展壮大服务业。
一、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
计划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本位”的经济。我们经常讲龙头企业、骨干项目，其实在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中，任何一个龙头企业、骨干项目都可能面临风险。但只要有素质精良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发展的领头羊，这个企业就可能青春不败、绿水长流。许多企业家感叹，我们缺的不是市场，而是赢得市场的能力，原因就在这里。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安徽长江流域的加快发展搭建了一个好的“舞台”。但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成效如何，还取决于在这个舞台上能否演好一套发展经济的“连续剧”。而要演好这套发展经济的“连续剧”，固然需要长江流域3000多万人口作为“群众演员”积极参与，需要地方政府卓有成效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但是“企业家”作为这套“连续剧”的主演，则是至关重要的。需知，对转移而来的企业也好，对本土企业也罢，政府的帮助可能救得了一时，但救不了一世，最终只能靠企业自己。
我曾经详细考察过一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发现它们有5个共性要素：
——有一批素质较高的企业家队伍。如温州在改革开放前，在小商小贩走村串巷、“鸡毛换糖”的基础上，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意识，为改革开放后率先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一批原生态的企业家。我到浙江调研时，浙江中小企业局的同志说，温州的许多企业家有早期到深圳企业打工“卧底”的经历，通过打工“卧底”学习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我到福建晋江调研时，听说当地考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如果立马到企业打工，可能不容易找对象；如果整天在外面东游西逛，反而对象比较好找。惊问其故，当地人给我的答复是，东游西逛的人很可能是在找市场、找创业机会，很可能成为明日的企业家；如果立马到企业打工，他很可能一辈子都是打工者，成为企业家的概率低得多。多数姑娘找对象，如果要在企业家和打工者之间作选择，当然很容易选择企业家。可见，这些县域经济百强县的发展，同重视企业家成长的基础和文化氛围，有密切关系。
——有良好的体制优势。许多县域经济百强县，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往往走在前列。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凝聚各类人才和优质要素，为企业和产业发展服务。
——有一批运转良好的产业集群。通过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形成同类产业及其配套产业和相关服务业的集聚态势。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在企业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难以经济合理地解决的共性或关键科技问题，提升创新能力。
——虚拟市场体系。温州早期的迅速发展，依托遍布全国的十万供销员大军，及时反馈来自各地的市场需求信息。现在的许多县域经济百强县，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托发达的信息服务体系及与国内外广泛深入的密切联系，及时获得来自外部的市场需求和要素供求信息。
在县域经济百强县的上述5方面共性要素中，有一支素质较高的企业家队伍最为关键，最具有基础意义。对于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情况也是如此。
区域经济发展能否真正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区域产业发展能否真正形成竞争优势，甚至能够有效承接多少产业转移，承接转移的产业能否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良好的竞争优势，建设中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否真正形成示范带动能力，这些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能否形成一支蓬勃发展、不断壮大的企业家队伍。近年来，安徽的发展明显加快，安徽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功不可没。但是，安徽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恐怕最大的也是在企业家队伍上。
因此，要结合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强企业家成长环境建设，努力形成企业家引得来、留得住、各显神通、各展其长的发展氛围。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要把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把承接企业家转移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将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变成吸纳优秀企业家来皖建功立业、落地生根的过程。鼓励外来企业家与本土企业家优势互补，各领风骚，共同做活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盘棋。
为了优化企业家成长发育的环境，要在鼓励企业家建功立业的同时，加强对企业家培训和企业家联谊会、企业家协会的支持，带动企业家提高自身素质和产业发展能力。要结合支持分工分业和企业集团化，鼓励企业家发挥对潜在企业家成长的带动作用。许多真正成功的企业，特别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往往是企业家成长的摇篮。要在支持大企业引进、大项目带动的同时，积极优化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成长发育的环境，努力形成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开天辟地的创新型企业合力支撑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新格局。
二、培育产业发展的本土根植性
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必须重视大企业引进、发挥大项目的带动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是否所有大企业都值得引进、所有大项目都可以发挥带动作用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引进大企业、大项目，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借势发展，培育区域经济发展亮点，加快发展进程。但是，借势发展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增强区域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利于增强产业发展的本土根植性，有利于营造区域特色和提升区域品牌。衡量大企业是否值得引进、大项目能否发挥带动作用，主要看它能否符合三条标准。一是有利于带动本土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成长，二是有利于带动本土企业家的成长，三是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成长。具备了这三条标准，相关的大企业、大项目才值得引进，才容易形成本土根植性。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后，只有当其能够带动本土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带动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后，区域经济的发展才有雄厚的底蕴。有些大企业、大项目引进后，只是自成体系、自我循环、自我扩张，既不能与当地主导产业形成关联或融合、对接，又不能带动区域新兴产业的崛起，甚至还不能带动本土配套产业的发展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对当地就业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也不大，形成事实上的“孤岛现象”。这样的大企业和大项目引进，可歌可颂之处并不多。有些外来的大企业看中了本地的税费优惠政策而来，待税费优惠政策到期即准备撤离，这样的大企业实际上缺少本土根植性。极端的情况是，有些引进的制造业企业，利用钢结构的厂房，待优惠政策到期前，把钢结构的厂房一拆，设备装上车，又去能够提供更多优惠政策的地方开业。这样的大企业不仅是缺乏本土根植性，还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不是承接产业转移的“理想对象”。
在引进大企业、实施大项目的过程中，要能真正做到带动本土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成长、带动本土企业家的成长，除应注意培育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发育的环境外，至关重要的是将承接产业转移与引进高素质企业家结合起来。对外来企业和企业家的引进，应优先考察其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度、对围绕本地资源和产业基础进行创新创业的专注度，以及对本土产业链开发、本土企业家成长的带动力。后者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才能，还取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此外，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后，还要能够带动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成长。有些大企业、大项目引进后，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危机，导致区域经济或产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这样的企业和项目很难说是值得引进的。当前，皖江各市县加快发展的热情很足，迫切性很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个别县市企图像20世纪80年代少数发达地区那样，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污染明显增加、环境严重破坏的基础上，将很难取得成功。因为发展的大环境变了，社会需求变了，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高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因此，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必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注意招商选资，优先承接生态文明理念较强的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把引进大企业、实施大项目的过程，转变成增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了解伴随产业转移的污染“大搬家”。
当然，树立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不是说引进的大企业、大项目要“一尘不染”。有些企业和项目引进后，对区域生态环境可能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超过一定限度，能通过较为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于这些企业和项目的引进，简单采取排斥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较为可取的办法应该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的同志观点较为极端，认为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哪怕不发展也无所谓。我们不赞成这种态度。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了发展的可持续，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况且，对待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也要注意经济发展阶段。大人在床上拉屎拉尿，是不可持续发展；刚出生的婴儿在床上拉屎拉尿，是可持续发展；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对待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当然，笔者在此丝毫没有轻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之意。但过分“洁癖式”的发展观，不仅容易错失承接产业转移的良机，还会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本和风险，加剧产业发展缺乏本土根植性的问题。小两口刚结婚时应该相互包容，过分挑剔很容易导致离婚或感情不和的结局。在引入企业、转移产业与承接地区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要注意引入企业、转移产业与转入地区互相包容。否则，从中长期来看，承接产业转移也难以真正做深做实做久，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更容易成为空谈。
培育产业发展的本土根植性，除应注意上述标准外，还应科学处理转移产业与承接地区本土企业的关系，促进外生增长向可持续的内生增长转变。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如果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对外来企业提供的政策倾斜力度过大，甚至不惜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那么，不仅容易导致引进企业对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不利于培育其自我发展能力；还会导致引进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不公平竞争，妨碍本土企业的发展。如果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外来企业过分热情，冷淡了本土企业，甚至导致本土企业本应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落空，还有可能产生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产生“招来女婿——外来企业，赶走儿子——本土企业”的后果。由此形成的区域发展环境，也很难达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要求。科学处理转移产业与承接地区本土企业的关系，就可能把引进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借势发展的过程，有效转变为区域经济造势发展的过程。
三、发展壮大服务业
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带动，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必须把发展壮大服务业放在突出位置。2011年，皖江示范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2个百分点。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已经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承接发展的重点之一，强调要强化承接产业转移配套服务，积极承接以长三角为重点的国内外高端服务业……建设与长三角联系紧密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在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发展壮大服务业不仅有一般的承接转移的意义，还有更好地促进示范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有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融合发展的功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要求发展壮大一批规模和水平居全国前列的产业集群。要做到这一点，加强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门必修课。因为集群的功能和效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群内部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分工协作效应。支撑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很大一部分也是由服务业支撑的。甚至在产业链、产业集群内部，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产销衔接状况的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等服务业载体建设。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要推进“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分布格局，合肥、芜湖能否真正起到双核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其现代服务业能够对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够发挥多少引领、带动和支撑功能。发展壮大服务业，合肥、芜湖两市尤其要发挥率先垂范作用。最近几年来，两市发展的经验，已经引起国内许多城市的广泛关注，甚至被作为学习的榜样。据笔者所知，2012年，周边的郑州和南昌等市都曾多次组织领导干部赴合肥学习考察。若干年后，如果合肥、芜湖在发展服务业、引领示范区建设方面能够闯出一条新路，那么届时合肥、芜湖值得周边地区学习的地方将会更多。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覆盖的安徽省长江领域59个县（市、区）农业基础较好，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确立的6个产业承接发展重点中包括了轻纺产业和现代农业，要求着力打造面向长三角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和供应基地。这里面就有个如何促进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要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应该把加快发展涉农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因为现代农业的制高点，往往也在涉农服务环节。当今世界，农业价值链的主要驱动者，正在出现由生产者向加工者再向流通者转移的趋势，大型零售商、涉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主导作用正在显著增强。农产品流通环节，特别是大型零售商、涉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属于涉农服务环节。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往往是促进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发展涉农服务业，有利于凝聚科技、文化、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等优质的涉农发展要素，提高农业创新能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发展方式转变。从国际上看，服务业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已经日益成为趋势。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通过服务整合资源、集成优势、锻造品牌，并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成为价值链的主导者；或通过服务转型谋求发展，使服务成为企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依托良好的农业基础、环境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该把承接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物流业等产业转移放在重要位置。在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合肥、芜湖等市，大力发展农业总部经济、会展经济、休闲观光旅游经济，高度重视农业节庆、农产品市场等作用，加快建设特色鲜明、效益显著的农业产业化服务集聚区，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和创新研发中心、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区域性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和食品质量认证中心等。与此同时，加快农村金融、农村科技等领域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泛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农村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先行区、农村社会化服务先导示范区，也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年入选7部委联合评选的“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部级优秀课题成果二等奖四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等杂志发表论文约400篇，独著《中国服务业：发展与转型》、《转型发展：中国三农新主题》、《三农问题的多维透视》、《乡镇企业融资问题新探》等，主笔《农村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论》、《科技进步示范区：理论与经验》。